“龙”的形象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四灵”之一，又代表权力、尊贵和吉祥的它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华夏大地上包含龙元素的文物不胜枚举。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武威，古时就以“凉州”之名享誉于世，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自然也不乏与“龙”相关的文物。

藏于武威市博物馆的汉代青铜器“铜龙首柄威斗”，于1975年在武威市东河乡王景寨汉墓群附近出土，整体器形略带绿色，斗口直径12厘米，柄长18厘米，斗部外形象平底碗，浅腹、宽斜沿；斗柄为四棱形。而其柄端雕铸着一只龙头，龙头硕大，张口龇牙，龙鼻长而高卷，龙眼外突，龙角弯曲呈横S形勾向两侧，古朴典雅，威严生动。

汉代铜龙首柄威斗

威斗的作用与现在的“熨斗”有一定相似之处，都是熨烫衣物的器具。但在汉代，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多作为贵族收藏用品或财富的象征。国内迄今发现的汉代铜威斗仅寥寥数件，而在武威出土的这件铜威斗，柄首雕刻有栩栩如生的龙形，显然非寻常之物。其别具匠心，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除了单独作为装饰结构出现外，“龙”在文物中的另一个常见的“出场方式”则是与白虎、朱雀、玄武三神兽一起作为“四灵”出现。《三辅黄图》中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在武威市凉州区和寨乡出土过一件汉代摇钱树石座，顶部直径14厘米，底径23厘米，高20厘米，为圆柱形，顶部正中有一方孔，用以插摇钱树，外沿刻有三角形的花瓣、鹿、鹤、树、人、瑞兽等图案。在其腹部则浮雕着“四灵”。其中的苍龙形如走兽（图五），身体蜿蜒健硕，有四足，尾细长，与我们熟悉的蛇身龙纹大相径庭。这种“走兽形”龙纹在战国晚期已出现，这一时期，人们崇尚武力，所以在龙这种重要的图腾设计上提取了具有力量感和较强征服能力的走兽的特征进行加工，形成了这种形体健美、古朴又气势十足的走兽龙纹形象。再向上溯源，这或许也有着自红山文化时期以刚猛的野猪为元素的“玉猪龙”形体构想的传承。

汉摇钱树石座

有趣的是，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王国修建了豪华壮丽的伊什塔尔大门，门上的浅浮雕描绘着一种被称为“怒蛇”的生物（图六）。“怒蛇”表现为蛇头，头部有直立的角，还有类龙角的涡卷形冠状物。长颈，身躯匀称健硕，体有四足，前腿类似猫科动物，后足则像猛禽的爪子，尾部细长，身躯上还有鳞片覆盖。

伊什塔尔大门上的“怒蛇”

这一用多种现实存在的生物的特征拼凑成一个神话生物的方式，与中国“龙”的可能产生过程颇为相似，“怒蛇”的形态与“走兽式”龙纹也有不少相同点。而公元前6世纪，正是东周纷乱，春秋帷幕拉开之时，“龙”的形象也正是于春秋战国时起从蛇形向走兽形演变，或许也有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那么汉之后作为河西重镇和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兼为西域与中原交通枢纽的凉州，或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见证过这场文明交流中“龙”这一神圣图腾吸纳外来文明、逐渐演化的过程，也是有可能的。

龙脊马背上的凉州    

提到龙，我们总会想到一个词——龙马精神。这个词来源于《周易》。《周易》的第一卦“乾”中的几个爻辞都提到了“龙”，圣人用龙做比喻，劝诫人们要跟随天道而行，刚健有为；第二卦“坤”的爻辞则描绘了一匹坚韧不拔、柔和又刚强的母马形象。乾坤二卦，一阳一阴，对应天地，乾卦纯阳而称“龙”，坤卦纯阴而为“马”，龙之阳为“神”，马之阴为“精”，故合称“龙马精神”。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武威与“龙”、“马”都颇有些可说道的渊源。武威地处西北，在八卦中恰归乾卦，代表着刚健、积极向上的力量。另《晋书·张轨列传》载：“（张轨）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而作为汉帝国军马蓄养基地的凉州，曾为汉帝国组建过足以抗衡匈奴的战马部队，“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威名，千年之后仍令人神往。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一匹马——国宝级文物“马踏飞燕”正是在武威出土，其矫健俊美、飘逸潇洒的英姿，让我们得以穿越千年岁月，一窥当年凉州大马驰骋沙场、所向披靡的无双风姿。

坐落于西北寒凉之地的武威，长期受到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始终以坚韧不拔之志践行着“龙马精神”，在此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演绎了无数波澜壮阔的故事。

千年以降，卧龙城的神髓始终守护着这片土地，使武威有了腾飞奋进的灵魂依托；凉州大马的精魂依然奔腾于这片土地，使武威有了奔腾超越的精神动力。在甲辰龙年中，古老的武威必能继续坚守“龙马精神”的地域基因，跃龙脊，跨马背，以生生不息的动力、百折不挠的毅力，创造一个进取发展、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学术交流部 何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