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自汉代以来在中原王朝与西域中亚的使节朝贡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凉州因丝路交通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品、文化成为中原人心目中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如传自河西的天马及其传说，天马形象的典型代表正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也因此有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晋书·张轨传》）之美名；魏晋时期，凉州成为丝路良马的最大交易市场之一，《晋书》卷113《苻坚载记》：“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

另有凉州的葡萄及美酒，早在《魏文帝凉州葡萄诏》中曹丕就高度赞扬凉州的葡萄，“凉州葡萄味长汁多，是解酒佳品，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另据《三辅录事》记载，汉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凉州人孟陀即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此事后来被传为笑柄，唐代诗人刘禹锡《葡萄歌》有讽刺：“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故事记载的是汉代官场腐败的一幕，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凉州葡萄酒在内地之珍惜可贵。到了唐代，“葡萄美酒夜光杯”，给中原人以巨大的诱惑。又《曹植谢赐白柰表》，也可以看出凉州水果之佳。

至于来自凉州的“西凉乐”，本源于西域龟兹的乐舞，后在五凉时期传入河西，在“吕光、沮渠蒙逊所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隋书·音乐志》），应该是经过与凉州本土胡乐的融合，形成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地域性音乐舞蹈。其浓郁的河西风格，加上凉州地方给中原人带来的浓厚丝路印象，西凉乐于北魏太武帝时传入内地，成为魏周之际的“国伎”，一直到隋代的九部伎、唐代的十部伎，西凉乐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此乐可以说是凉州对历史时期音乐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凉州丝路文明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从内地考古新发现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武威、姑臧、凉州不仅是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胡人的重要聚居地，更重要的是，凉州往往是他们心目中的“故乡”所在地。尤其是自魏晋以来家居长安、洛阳的胡人，频繁记载其祖籍为武威、姑臧或凉州。长安出土唐《安令节墓志铭》载“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幽州宜禄人也。”安令节一家从汉代就来到长安为质，显然是中亚安国的质子，却自称姑臧人，显然是附会了。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志记载他是“姑臧昌松人”，其母同为武威“昌松”人，属汉人杜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同为西安北郊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墓志记载史君“其先史国人也，本居西域”，曾任“凉州萨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

而帮助李唐王朝取得河西方的安兴贵、安修仁，以及在李世民夺权的“玄武门之变”中建有奇功的安元寿，后在突厥大军到达长安渭河北岸及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的单独会面中“独留安公于账中”，都是凉州粟特安氏集团在唐王朝的代表人物。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帮助相王李旦一系的政治势力灭掉韦后集团的“唐元功臣”之一、后又是效忠唐玄宗的龙武军高级将领的史思礼，其墓志称其为“武威人”。像这样在中原内地的粟特胡人在追溯其个人家族历史时，把武威、凉州作为其族属郡望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知道，即使是武威凉州的粟特人，其祖先也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诸国，然后侨居凉州，子孙们或入武，或经商，或仕宦，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内地，但从这些墓志中可以看到，他们总是强调其祖先来自武威凉州。显然在他们的文化认同中，处在河西的武威凉州值得被夸耀、被书写。这一点其实也深刻表明中古时期凉州在丝路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汉、魏晋、北朝时期的凉州，作为屏卫陇右、隔绝羌胡、开通西域之河西走廊上的交通要冲，在中原动荡的情形下，成为像窦融、张轨这样的有识之士和世家大族首选的“遗种处”；五凉政权把凉州作为经营河西以及西域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凉州成为十六国时期文化的沃土，培育了一批魏晋时期的学者名流，留下了同时期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文化遗产，使凉州的文化得以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凉州在中西交通上的独特贡献，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民族多元文化史上交相辉映的一章，都是凉州在中古史灿烂星河中耀眼的光芒，这些都值得今人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凉州及其文化的巨大魅力。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